毛澤東重要論述（節選）
（來源：《毛澤東 鄧小平 江澤民 胡錦濤關于中國共產黨歷史論述摘編》）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
講到長征，請問有什么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么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干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里去。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
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50頁
現時革命方面的特點，是有了經過鍛煉的共產黨，又有了經過鍛煉的紅軍。這是一件極關重要的事。如果現時還沒有經過鍛煉的共產黨和紅軍，那就將發生極大的困難。為什么?因為中國的漢奸賣國賊是很多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他們必然想出各種法子來破壞這個統一戰線，用他們威迫利誘、縱橫捭闔的手段來挑撥離間，用兵力來強壓，來各個擊破那些比較他們小的、愿意離開賣國賊而同我們聯合起來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軍隊中缺乏共產黨和紅軍這個要素，這種情形是難于避免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不努力擴大自己的隊伍(工農運動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而只依仗其暫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其結果是帝國主義命令它的走狗豪紳買辦階級，伸出千百只手來，首先把蔣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衛拉去，使革命陷于失敗。那時的革命統一戰線沒有中心支柱，沒有堅強的革命的武裝隊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來，共產黨只得孤軍作戰，無力抵制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的各個擊破的策略。那時雖然有賀龍、葉挺一支軍隊，但還不是政治上堅強的軍隊，黨又不善于領導它，終歸失敗了。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在今天，這件事起了變化了，堅強的共產黨和堅強的紅軍都已經有了，而且有了紅軍的根據地。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強的臺柱子，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使用的拆臺政策，不能達到最后的目的。
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7頁
中國共產黨是英勇堅決地領導了中國的革命戰爭，在十五年的長歲月中，在全國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戰爭的最前線。
中國共產黨以自己艱苦奮斗的經歷，以幾十萬英勇告員和幾萬英勇干部的流血犧牲，在全民族幾萬萬人中間起了偉大的教育作用。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的偉大的歷史成就，使得今天處在民族敵人侵人的緊急關頭的中國有了救亡圖存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有了一個為大多數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長時間內考驗過因此選中了的政治領導者。現在共產黨說的話，比其他任何政黨說的話，都易于為人民所接受。沒有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十五年間的艱苦奮斗，挽救新的亡國危險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中，除了犯過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兩個錯誤之外，還犯過了下述的兩個錯誤：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傾機會主義，這個錯誤使得土地革命戰爭受到了極端嚴重的損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不能戰勝敵人反而喪失了根據地削弱了紅軍的結果。這個錯誤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擴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義會議時糾正過來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這個錯誤發展到破壞了黨和紅軍的紀律，使一部分紅軍主力遭受了嚴重的損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確領導，紅軍中黨員和指揮員戰斗員的覺悟，終于也把這個錯誤糾正過來了。所有這些錯誤，對于我們的黨，我們的革命和戰爭，當然是不利的，然而終于被我們克服，我們的黨和我們的紅軍是從這些錯誤的克服中鍛煉得更加堅強了。
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而且繼續領導著轟轟烈烈的光榮的勝利的革命戰爭。這個戰爭不但是解放中國的旗幟，而且是具有國際的革命意義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著我們。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上，我們將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完成，也將給東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響。過去的革命戰爭證明，我們不但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軍事路線。十五年的革命和戰爭，已經鍛煉出來這樣一條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線了。今后戰爭的新階段，我們相信，將使這樣的路線，根據新的環境，更加發展、充實和豐富起來，達到戰勝民族敵人之目的。歷史告訴我們，正確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線，不是自然地平安地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而是從斗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傾機會主義作斗爭，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傾機會主義作斗爭。不同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戰爭的有害的傾向作斗爭，并且徹底地克服它們，正確路線的建設和革命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186頁
近代中國民族復興的歷史任務和各種力量的艱難探索
（來源：《中國共產黨簡史》）
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中華民族創造了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為人類作出了卓越貢獻，成為世界上偉大的民族。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強的入侵，由于封建統治的腐敗，中國逐漸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山河破碎，生靈涂炭，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難。
從1840年開始，西方列強通過對中國的多次侵略戰爭(其中主要的有1840年至1842年英國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聯軍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84年至1885年法國侵略中國的戰爭，1894年至1895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戰爭)和其他方法，強迫中國割地、賠款，貪婪地攫取種種特權。英國割去香港，日本侵占臺灣，沙皇俄國攫奪中國東北，西北的領土；還勒索中國的賠款，僅支付戰爭賠款一項，中國就損失白銀十幾億兩，而當時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不過8000多萬兩白銀。西方列強通過一個比一個苛刻的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取得許多重要特權。如設立港口、租界，開礦設廠，修筑鐵路，設立銀行、商行，建造教堂，駐扎軍隊，劃分勢力范圍，享有領事裁判權和片面最惠國待遇，等等。數以百計的不平等條約、章程、專條，像一張無所不至的巨網，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束縛著中國，使中國在西方列強無盡的索取面前寸步難行，動輒得咎，而西方列強則據此為所欲為。它們控制中國的通商口岸、海關、對外貿易、交通運輸，大量地傾銷其商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產品銷售市場和榨取原料的基地。
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甲午戰爭北洋艦隊全軍覆沒，英、美、法、德、俄、日、意、奧八國聯軍在北京野蠻燒殺淫掠……所有這些，都給中華民族留下了難以抹去的痛苦記憶。代表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清政府，日益成為外國資本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成為一個賣國的、腐朽無能的、扼殺中國生機的政權。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展現在中華民族面前的是一片瀕臨毀滅的悲慘黯淡的前景。
從這時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全民族最偉大的夢想；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成為中國人民的歷史任務。中華民族有著自強不息的光榮傳統，為了捍衛民族獨立和尊嚴，捍衛中華文明，從未停止過抗爭。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有許多獻身于民族進步事業的愛國先驅，為了改變祖國的境遇和命運，前赴后繼、不懈探索。可是，歷次反對外國侵略的戰爭也好，太平天國的農民起義也好，“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也好，試圖變法圖強的戊戌維新運動也好，起自社會下層并有著廣泛群眾規模的義和團運動也好，由于沒有找到科學的理論、正確的道路和可依靠的社會力量，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無數志士仁人為此而抱終天之恨。
1911年10月爆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結束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雖然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改變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但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開了中國進步的閘門，傳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極大推動了中華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響力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使反動統治秩序再也無法穩定下來。
現實有時是殘酷的。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在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的支持下，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初生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在中國只存在了幾個月即告夭折。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分化為直、皖、奉三系。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操縱下，中國陷人四分五裂的軍閥割據和軍閥混戰之中。在封建軍閥專制統治下，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中愈陷愈深。
“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辛亥革命之后，中國嘗試過帝制復辟、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等各種形式，各種政治勢力及其代表人物紛紛登場，都沒能找到正確答案，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沒有改變。中國依然是山河破碎、積貧積弱，列強依然在中國橫行霸道、攫取利益，中國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難和屈辱之中。
歷史充分證明：沒有先進理論的指導，沒有用先進理論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的領導，沒有先進政黨順應歷史潮流、勇擔歷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犧牲，中國人民就無法打敗壓在自己頭上的各種反動派，中華民族就無法改變被壓迫、被奴役的命運。
歷史呼喚著真正能夠帶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使命的承擔者，這個任務光榮地落到了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中國工人階級的肩上。
為什么說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
（來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
2010年12月，突尼斯多地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大批民眾涌上街頭，最終迫使時任總統本·阿里下臺。所謂“阿拉伯之春”的動蕩浪潮隨即席卷中東、北非地區10多個國家，多國政權垮臺，個中原因非常復雜，政治安全脆弱、極易受到外部勢力操縱與顛覆是一個重要因素。今天，“阿拉伯之春”早已變成“阿拉伯之冬”，不但沒有帶來民眾所希望的“民主自由”，反而導致主權割裂、社會失序、經濟凋敝、民不聊生。鐵一般的事實告訴我們，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離開了政治安全，國家安全就無從談起。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政治安全涉及國家主權、政權、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穩固，是一個國家最根本的需求，是一切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條件。一個國家對外不能獨立自主，內部政治動蕩，就不可能維護自身利益，就不可能實現長遠發展。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權安全和制度安全。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維護政治安全最根本的就是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只有堅定不移地維護政治安全，才能更好地保障國家利益，實現黨長期執政、國家長治久安和人民安居樂業。政治安全攸關黨和國家生死存亡。在國家安全這一肌體中，政治安全是心臟，心臟停止了跳動，再強壯的肌體也會失去生機。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就處在敵對勢力的封鎖、遏制之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兩種制度的較量始終未曾停歇。直到現在，各種敵對勢力也從來沒有停止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從來沒有停止對中國
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顛覆破壞活動，始終企圖在我國策劃“顏色革命”。習近平總書記警醒全黨：“如果哪天在我們眼前發生‘顏色革命’那樣的復雜局面，我們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決然站出來捍衛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在政治安全這個根本性問題上，我們要時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謹慎，時刻保持居安思危的憂患，絕不能犯戰略性、顛覆性錯誤，絕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動搖。
政治安全是人民安居樂業的根本保障。維護政治安全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沒有政治安全這塊基石，人民的美好生活就如同空中樓閣。一路走來，我們從積貧積弱、一窮二白，到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全面小康，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成功戰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機、應變局、斗疫情，有效應對了危害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們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和根本政治制度，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地位，為實現人民利益、維護人民安全提供了根本前提和持續保障。
政治安全決定和影響著國家的經濟安全、軍事安全、社會安全等各個領域的安全。國家安全是由多個領域安全共同組成的，不同領域的安全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具有傳導效應和聯動效應。其中政治安全是核心，起決定性作用，規定和制約著其他領域的安全。沒有政治安全的保障，其他領域的安全就無從談起，其他領域的安全問題最終也要反映到維護政治安全上來。必須從維護政治安全的高度謀劃和推進各領域國家安全工作，把維護政治安全作為應對各領域安全風險挑戰的首要任務，充分發揮其在協調各領域安全中的抓手作用。
“明者防禍于未萌，智者圖患于將來。”當前，我國社會政治大局總體穩定，但政治安全面臨的形勢十分復雜，維護政治安全的任務十分艱巨。我們必須未雨綢繆、防微杜漸，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始終繃緊意識形態這根弦，不斷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不斷提高防范和抵御政治風險的能力，牢牢掌握維護政治安全的主動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