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稱“遵義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因為戰事等原因，一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無法到會。11名政治局委員中參會者6人，超過半數；5名政治局候補委員中有4人出席，占絕大多數。
會議的主題一是“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二是“檢閱在反對第五次反‘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會議由博古主持。會議開始后，首先由博古代表中央作《關于五次反“圍剿”總結報告》，他強調國民黨反動派得到帝國主義的支持，軍事力量過于強大、中央蘇區物資供應和后方保障不好、白區革命運動沒有顯著進步、各蘇區互相配合不夠緊密等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博古的報告，沒有從主觀上承認自己軍事思想和指揮上的錯誤，他的報告遭到了與會多數同志的反對。
接下來周恩來作關于軍事問題的副報告，他除了總結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要是軍事領導上犯了單純防御路線錯誤的教訓，對自己作為“三人團”成員，在軍事指揮上應負的直接責任作了自我批評，同時對博古、李德的瞎指揮進行了嚴肅的揭露和批評。周恩來的發言很客觀，態度十分中肯，特別是他勇于承擔責任的勇氣，得到了與會同志的贊賞。
隨后，張聞天作反報告。這個反報告是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進入遵義前早準備好的。
為什么叫“反報告”？因為它針鋒相對地反對博古報告中關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是客觀原因造成的說法，指出中央紅軍不能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原因是主觀的，即中央在軍事領導上犯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和拼命主義的錯誤，深入地批判了錯誤的軍事領導脫離中國實際及紅軍實際的一系列戰略戰術原則，并較為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指導紅軍取得四次反“圍剿”勝利的軍事思想。
在聽取了大家的意見之后，毛澤東作了一個多小時的發言。毛澤東發言的主要內容是說首先要解決軍事問題。他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的“消極防御”方針和它在各個方面的表現。
毛澤東批判“左”傾機會主義軍事路線時說：他們不知道人是要吃飯的，路是要用腳走的，子彈是可以打死人的。“左”傾主義領導人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主觀主義，就是達到了這樣荒謬的地步。
討論上述幾個報告時，會場氣氛激烈而又坦誠。與會多數同志在發言中表示同意毛澤東等人的正確意見，對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作了嚴厲批評。
朱德同志從來謙遜穩重，在發言時也是聲色俱厲。他指出了臨時中央領導的錯誤，譴責他們排斥了毛澤東同志，依靠外國人李德而丟掉了蘇區。他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紅九軍團中央代表的凱豐站出來為李德、博古作了辯解，不同意毛澤東等人對李德、博古的批評，甚至對毛澤東同志講：“你懂得什么馬列主義？你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然而這樣的聲音在當時的情形下顯得極其微弱。
博古不完全地承認了自己所犯的錯誤，他主持會議，但沒有利用職權壓制不同意見，體現了一定的擔當。李德則完全不同意對他的批評。
接下來，周恩來在發言中明確支持毛澤東等人的正確意見，他倡議毛澤東進入黨中央領導核心來工作，重新指揮紅軍。這一倡議得到了與會多數同志的擁護。
這樣經過三天的激烈討論，大家的思想基本得到統一，政治局擴大會議最后作出下列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這次會議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召開，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我們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的鮮明特點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確立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創造性地制定和實施符合中國革命特點的戰略策略。
會后，當遵義會議精神傳達到各軍團、師、連隊時，大家歡呼雀躍，認為“毛澤東同志又回到中央來了，我們紅軍有希望了，我們黨有希望了，中國革命有希望了”。（來源：學習強國）
